TB体育郭琦（1917年7月-1990年9月9日）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。四川乐山人，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，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。曾先后主政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，受到两校师生的爱戴。在去世前一年（1989年），留下一千两百七十分钟的口述史录音，最近由其外孙郭彤彤整理成书。《郭琦口述史》分上下两篇，上篇《琐记》回顾了他的童年和历程，下篇《大学》回顾和反思了他在大学当领导的经历。经郭彤彤先生授权，辛庄课堂公号摘录下篇的部分内容发表，以飨读者。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
　　讲完超脱这个问题，顺便扯一些我这一生写的几篇文章的背景情况。回头看这些文章，我总结一句话，多为应景之作，有针对性了。以此，也算作下篇《大学》的结语吧，也就不另外如上篇那样单设结语部分了。

　　大体上，前期我写了一个有关问题的小册子，就是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的那个《论的阶级实质》。

　　这个小册子就是反右以后，针对当时一些对的错误看法写的一本小册子。今天来看，里头有不可避免的也是我缘于我个人思想局限性的“左”的东西。但是总的来说还是站得住脚。比如我提出来在西方的、历史发展进程中，始终都不是固化了的，而是一直都在发展变化着的；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的，而是相辅相成的这些问题。

　　再是1959年我写了一篇“认真读书”的文章，针对当时很不重视读书，学校办的以劳动为主了的这个情况。

　　另外，师范教育我强调一定要着重提高水平。不要认为综合大学培养的是物理学家、历史学家，师范学院培养的是历史教学家、语文教学家，主要搞教学就行了。我认为师范大学要能够对整个教育提高质量，必须要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，这个学术水平不能低于综合大学。这是牵扯到高等学校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。有人强调高等师范教育联系的是中学，这是对的，但我认为有片面性。中学教什么，大学里就学什么。我说不对。我有一篇文章，是在这个背景下写的。

　　前面我提到过当时张际春的事情，当时给他谈了我对咱们国家高等师范教育的思考，随后就写了《批判“师范教育特殊论”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》这篇文章，发在光明日报上。我在文章中，主要是否定过去为师范而师范的师范教育特殊论，我提出了师范教育不能仅仅面向中学，而要面向整个社会主义建设，当时尤其要面向农村的经济建设。师范教育同样要提高学术水平，不能只满足于教学方法的研究。

　　因为当时我们整个师范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是分配到农村去的，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，提高县城、公社、大队，就是农村基层干部的文化素质。要面向这个东西，而不仅仅局限到面向中学。

　　面向中学啥意思？就是中学教什么，你学什么。我认为教学法不宜多，要少一点。你本身对历史不精通，学那样多历史教学法有啥用处？你讲语文不行，又不能写又不能研究，你读教学法这个东西有啥用处？后来1965年开半工半读会议，蒋南翔很赞同我的这个意见，最后师范院校起草小组吸收了我参加。蒋南翔给说，你这个观点了不起，很独特，而且有道理，北师大的就不懂，咱们过去学习苏联，教育方面，教学法方面的课程要将近三分之一，太多了。

　　董纯才和陆定一俩个人听完我的发言，给我戴高帽子，说我这是提出了咱们中国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。

　　师范大学的教师要提高科研水平、学术水平。学生要提高专业水平，然后怎个教，是第二步。你可以在工作实践当中去提高。

　　哪个教了我大学校长的工作法了？也没有哪个教我讲演。怎个讲演，你慢慢就摸到这些窍门了。关键是你要站得高，研究得深，自然而然讲演就有内容了。光说手怎个办，眼睛怎个办，姿势怎个办，内容是空虚的，干瘪瘪的，人家不听。

　　但是现在再回头想一想，看一看，我也有另外一个方面的错误，是不是我对教育学的研究重视不够？这一点我也要反思。

　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在西大的时候，我认为应该“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”，这个还是走在前面的，西北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在1979年9月编了一本书叫《科学与实践》， 1980年6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。我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序，题目叫“坚持实践第一的基本观点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”，这个序，其实是在1978年10月《西北大学学报》上就发表了，大概有五千多字。解释了一下马克思主义和思想为什么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，我主要是从怀疑论的角度给予了论述。

　　再就是“为钱正名”的时候，我组织了个讨论，我上头都介绍了。再有就是我写的几篇文章，针对改革开放，西方外来思想渗透进来，谈了谈我们既要坚持改革，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。

　　这几篇文章分别是1980年3月6日《西北大学校刊》上发的“组织学习同志报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”；1984年第1期《西北大学学报》发的“重视对矛盾特殊性的研究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”；1985年《社会科学评论》第5期发的“新技术与社会科学”；《人文杂志》1986年第3期发的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，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”等。

　　《第三次浪潮》是美国著名未来学者阿尔文·托夫勒1980年所著一本书，书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，即三次浪潮，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，约一万年前开始；第二次浪潮从工业阶段开始；第三次浪潮即为当今的信息化阶段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。

　　这个书很快翻译到国内，销量上千万册，给咱们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带来极大的思想震撼。继《第三次浪潮》之后，托夫勒又写了《预测与前提》一书，重述《第三次浪潮》一书的基本观点，并论述了第三次浪潮思想形成的根据以及未来学的研究方法等。

　　托夫勒就谈到，他是早年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后来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，而且他罢过工，他觉得马克思主义不灵了，他走另外一个路子了。

　　我看了托夫勒这两本书之后，觉得他这个说法不准。针对他这两本畅销书，我写了一篇文章“新技术与社会科学”发在《社科评论》上。韩理洲看到文章，对我女儿说，“哎呀，爸的思想还新，好多名词我们都不懂。” 他韩理洲是专门搞唐代文学的，不大了解，情理之中。一些老战友也看到了，韩天石来西安，就讲我这个文章他看到了，说，郭琦呀，你不得了，那时候咱们在川大，让你写文章，你不写，跑去唱歌赶时髦呀！现在你写文章了，还是赶时髦呀！

　　在这篇“新技术与社会科学”一文中，我主要是既肯定了托夫勒分析资本主义的好多新东西；同时又提出来受托夫勒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的观点的影响。所以我就在文章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，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他。我认为即就是到了今天，还有针对性。另外我在“新技术与社会科学”一文中，还讲了我的一个观点，就是——我们要大胆地开放，不怕西方外来思想进来，我们应该来做个纱窗，等于我们自己主观上搞一个空气清洁器。就是打开窗户，既要开放，又要安上纱窗，防止腐朽的东西进来。

　　我的思想深处，是站在不同意全盘西化的立场上的，所以我还写了一篇文章，《全盘西化是没有出路的》，毕竟在过去的实践中，全盘西化派在中国还是都失败了嘛。

　　江隆基是1966年文化大开始不久，便被康生等人致死了。前年，1987年吧，我到兰州大学去参加他的一个纪念活动，回来就写了 “学习江隆基同志平易近人务求实效的作风”，发在《人文杂志》上。

　　我主要谈关于实事求是，我深有体会，就是我上次讲的，正常情况下容易实事求是，运动一来，就不容易实事求是了；常态下实事求是容易，急剧的变化下实事求是就难，下不容易实事求是；领导欣赏你、信任你、重视你，容易实事求是，领导怀疑你，像江隆基，说他严重右倾，把他贬职，到了这个时期，他还实事求是，坚持“左”的东西，这就不容易了。

　　所以我觉得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就在这个地方，就是组织上不信任你的时候，或者你并不是很顺利的时候，你还坚守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品质。

　　文章中我也说到了江隆基同志平易近人这个特点，我记得是我是这样写的：做人“难就难在平易二字，平易就是要保持自己的自然本色，胸襟坦荡，表里如一，对人以诚，平等对待”；“和同志相处，除工作外无私交”，“对干部应有的关心和探望，是从领导岗位应有的责任出发，不包含其他的目的，更无亲疏厚薄之分”；“同领导交谈工作时，认识到什么就谈什么，绝不见风行事”；“与同志交，淡如水，久而弥甘”……

　　总之，我从内心里很倾佩江隆基的这个人的作风，居高位而不骄其下，处困境而不降其志，令我敬重。除了有党人的优秀品质之外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书生本色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。

　　后来，从西大到了社会科学院，我抓了一条，就是陕西省情的研究，陆续编了两本书，一本是《陕情要览》，一本是《当代中国的陕西》。

　　《陕情要览》我写了个序《陕西上下古今谈》在《人文杂志》发了，总的还是鼓励陕西咋个上去。有人看了，觉得还有可读性。

　　司马迁提到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发展，凡起事者往往起于东南，而守事功者往往是在西北，今天就面临这样一个情况，各方面经济起步最发达地区在东南沿海，但是，最后还是西北。

　　我想，我们这一代人，特别是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这一批人，好像大家都有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，小时候就有了。到了现在蓦然回首，这个意识还在，虽然继续着笃信马克思主义，但传统的有些东西丢不掉——以天下为己任，希望我们国家一天比一天好。

　　说明一下，“冯公岂不伟，白首不见招”，针对我的话，不是说我觉得我没当大官，是指我的一个遗憾，前面多次讲了，我个人在学术上留了遗憾，有些牢骚。这一点，我不隐瞒。

　　最后呀，感谢张安民、田岗、贺克毅、蔡光阑、姜秉正，耽误了大家将近三个月时间。本来把你们几个叫来，是谈谈上面让搞我和几个老同志的教育思想的文章，请大家出些主意，一谈就敞开了，拜托光阑和克毅把录音整理一下，那个什么我的教育思想的文章，给人家交卷，三个月了，咱们的文章素材，我觉得很丰富了，拜托秉正了。

　　郭琦（1917年7月-1990年9月9日）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。四川乐山人，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，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。1957年3月，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兼副校长。1960年，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陕西师范大学，他仍任党委兼副校长，实际主持学校工作。中遭受。1977年夏，被派来到西北大学，1978年6月被任命为兼校长。1982年3月辞去校长职务专任(1978.6-1984.7.19)，1983年12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、。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、中国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、陕西省社会科合会主席，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。